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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龙应台:学校不会教“生死课”,我们得自

龙应台说,学校不太教你“生死课”,我们得自己学。而她的第一堂“生死课”,是2004年父亲的过世,那一年龙应台52岁。所以,龙应台一点不觉得自己是生死课的“模范生”,因为这堂课她上得太晚。

龙应台与父亲母亲。

这本送给母亲美君的《天长地久》,并不仅是个人的情感抒发,龙应台想让读者知道,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美君。

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的龙应台,从小生活在台湾南部的渔村。23岁时赴美留学,一走就是9年,此后旅居欧洲13年,到香港任教9年。1999年出任台北市“文化局长”。2012年初成为台湾地区文化事务主管部门首任部长。

2017年8月,65岁的龙应台搬到屏东县潮州镇居住,全心陪伴身患失智多年的母亲,同时开始梳理母亲动荡又顽强的一生,结集成了最新着作《天长地久——给美君的信》。

全书不只写下对母亲美君的心里话,并且加入大量史料还原出兵荒马乱的大时代,扩展到对整个世界史的记录。书中以“大河图文”的形式记录了抗日战争、国共内战、欧洲二战,一路紧扣美君的人生轨迹,展现了个体人物在大历史洪流中的命运。

《天长地久》并不仅是个人的情感抒发,她想让读者知道,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美君,他们都是有“来处”的,他们和他们走过来的那段历史都不能忘记。从龙应台在屏东住所的阳台上眺望,会看到远处电线上经常有鸟驻足,鸟来自电线吗?不,她说,鸟来自电线后面的大武山和山后的太平洋;山很高,水很深。龙应台以此景做比喻,母亲就像电线上的小鸟,那个时代就是后面深邃的高山和波澜壮阔的大海。

返回屏东

探望母亲不该是做给自己的假动作

从台北往南400公里,屏东县有一个五万人口的小镇叫潮州,三百年前广东潮州人移民至此。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,就住在这里。美君今年93岁,自2004年父亲龙槐生过世后,龙应台14年来每两周就会回潮州哥哥家一次,探望身患失智症的母亲。2014年12月,身为台湾地区首任文化事务主管部门部长的龙应台辞职,从公务员重新回到一名知识分子、作家的生活。

龙应台的时间看似可以自由支配了,她在台北写文章,约朋友喝咖啡。此外,依然保持着定期回屏东看母亲的规律。虽然台北距离屏东坐火车只需要一个半小时,但龙应台感受到了时间在她和母亲之间一分一秒地流逝。“你明明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,此时正是她最需要你的时刻,而你却在跟朋友喝咖啡、看电影、看表演……”两周一次的探望,“像一个做给自己看的假动作,”她说。

这个内心的声音久了,她突然就做了一个决定:放下一切,搬到乡下。

母亲已经认不得她,也无法言语,但是龙应台每次都会提高声调,欢快地跟母亲打招呼、拉家常,“应美君,你好不好?”“应美君,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?”“应美君,我帮你擦防晒霜好不好?”即便是龙应台工作的时候,也会让母亲坐在一边,抬头目光转动中,就可以看见母亲;要看资料时,她会把书抱在手里,依偎到美君身边,即便是美君听不懂的英文或德文书,她也会读出声来。目的有两重:一是,让美君感觉到女儿的体温;一是,让美君听见女儿的声音。

在其他时间里,龙应台享受着屏东充足的阳光和熏熏然的南风。早上五点起床,到东港溪畔河堤边晨走,回程可能在菜市场早点摊吃一碗面线,然后回家开始工作。台北的朋友问她,潮州既没有电影院也没有剧场,你能习惯吗?龙应台说好得不得了,山中的鸟鸣是最好听的音乐,田野间各式各样的植物是最好看的剧情片,农渔产业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,看都看不完。她还打听能不能跟船出海捕鱼,吓得人家问她,“龙老师,你是要跟那种航海三个月的渔船出海吗?”

在屏东,龙应台经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附近的花卉农场,亲手采摘自己最喜欢的花——文心兰。文心兰花朵娇艳嫩黄,直径细长,摇曳中柔美又坚韧。采完花,龙应台会第一时间回家帮美君插好。

女生课题

关于美,20岁时才第一次被触及

美君是一个热爱生活又有趣的妈妈,70多岁时去隆鼻、文眼线、文眉,心理年龄只有18岁。当时一家人住在乡下,美君是如何会在70岁去做“美容”这件事情,对龙应台来说至今是个谜。她问兄弟们,对他们也是个谜。龙应台只能猜测,母亲不太可能一个人去,说不定是跟她的女朋友们去的,“我猜一定是有某些女朋友想做这件事,大家就一起去了。”

在“爱美”这方面,龙应台跟母亲并不像。好友林青霞曾经送给她一条裤子,裤脚有棉绳收口,隔几天两人见面,林青霞发现龙应台一边裤腿中的绳子不见了,另一边还在。又过几天,她还是穿着同一条裤子,依然是一边有绳子一边没有,林青霞忍不住了,“你知道你裤子一条腿的绳子不见了吗?”龙应台这才注意到,两人哈哈大笑。林青霞说,“你是我所有朋友中最不爱美的一个。”她回,“青霞,你教我化妆,我教你写作。”

龙应台从小在兄弟群中长大,没有姐妹,又是乡下穷孩子,她第一次见到同龄人有保养品、化妆品,是20岁上大学的时候。那一年,龙应台被送到台北参加青年国际研习会。在此之前,她没住过女生宿舍,也没在女孩堆里生活过。龙应台早上起床洗个脸把衣服穿好,大概十分钟就够了,但她发现同寝室的一个女生,从包包里拿出起码20个瓶瓶罐罐,然后坐下来非常认真地开始处理眉毛,龙应台看呆了,一辈子难忘,因为她从没见过。“我妈可能迫于生活,太忙了,没有教过我这些女生课题。”

《天长地久》中,补上了这一课。书中有一段儿子的叙述,妈妈龙应台在潮州的五金铺中,看到按摩棒和梳子、镜子等物件摆在一起,令她难以置信,乡下谁会买这种东西?出于好奇买回家研究,两个儿子大吃一惊,“你不怕人家说你吗?”回家后龙应台真的把按摩棒拆了,想看看其中结构,不料买回去的竟然是一个坏掉的。

龙应台之所以在书中加上这一段,源自在台湾这个保守的社会,“老+女性”是最容易受到歧视的组合。而她想表达的女性“对性的权利、爱的主张、身体的自主”也都记录在书中。

每一天和母亲的朝夕相处,已经成了如今龙应台的生活常态。

龙应台将亲手采摘的鸡蛋花别在母亲的遮阳帽上。

人生如戏

“不回头”的报应,促使她反思

龙应台22岁大学毕业后离开家,离开美君。直到65岁回到母亲身边,母亲已经失智。她对美君的记忆一直停留在22岁之前。前后不在台湾的这三十多年,龙应台没有机会和母亲促膝长谈、相伴旅游。甚至在母亲失智前期她也没有意识到,和母亲已经到了诀别的开始。

龙应台少年时期住在小渔村,她记忆中美君永远思考的问题就是,如何养大四个孩子,让他们都读上书。开学时家里没有钱交学费,美君会带着勉强的笑容,去借学费。平日里,美君就坐在水泥地上,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织渔网。从早织到晚,要织很多天,才可以赚到80新台币。

22岁的时候,龙应台大学毕业离开家乡到台北去工作。美君到火车站送别,上车那一刻,她有没有回头看美君一眼?

23岁的时候,龙应台到美国留学。四十几年前的出国留学,像永别一样,就算能够回来,也得是三五年之后。龙应台走进机场,“我有没有回头再看母亲一眼呢?”她不敢确定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到这个问题的呢?“人生是有‘报应’的喔”,她笑说。

22岁离开母亲的那一年,美君50岁。在龙应台50岁的时候,大儿子安德烈16岁,第一次离家去英国做交换学生。龙应台到机场送他出国,她看着这个16岁的男孩子,“腿那么瘦那么长,就像个长颈鹿一样”。心中全是不舍,儿子快要进闸门时,做母亲的去拥抱,觉得要洒泪机场,儿子忍受着拥抱,拎着包往前走。龙应台在后面一直等,等他在转弯口快要消失的那一刻,能回头看自己一眼。儿子没有回头。50岁的龙应台在法兰克福机场,当场崩溃。儿子逐渐长大,那个16岁不曾回头的一刻,龙应台永远不会忘记。但是,她开始问自己:“当年你离开美君时,有回头吗?”

如今65岁的龙应台,会和儿子单独旅行。但是倒退30年,女儿龙应台有带着美君单独旅行,让母亲得到来自一个女朋友和闺蜜的幸福吗?没有。“因为我从没把她当做一个单独的人,我没有好好地了解她,把她当做我的朋友,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。”

父亲过世

迟到的生死课要让孩子从小补上

龙应台说,学校不太教你“生死课”,我们得自己学。

而她的第一堂“生死课”,是2004年父亲的过世,那一年龙应台52岁。所以,龙应台一点不觉得自己是生死课的“模范生”,因为这堂课她上得太晚。作为“战争难民”的第二代,她没有任何的“亲属网络”,没有祖父母,没有外公外婆,没有叔叔婶婶、舅舅舅妈,只有父和母。因此老一辈逐步凋零、自然老死的过程,她从来没有参与过。第一次碰到“死亡”这件事时,就是最亲的人。

这堂生死课的震撼和教育效果也不一样。

龙应台的两个儿子都是混血,从小在欧洲长大。2004年父亲的告别仪式,在高雄举行。那个时候小儿子飞力普才十三四岁,跟龙应台一起住在香港,他也飞到台湾,参加了整个告别过程。“我有心让他认识到什么叫做‘死亡’。”

父亲这堂“生死课”让龙应台想到她在生飞力普时的一件事。她在医院里做体检,肚子很大,要躺在那里做内镜,她让四岁的大儿子安德烈在一边等她。这个时候,德国医生说,你不要安德烈一起来看吗?于是,安德烈站在医生的旁边,在同一个视角,看着医生是如何用他戴着塑胶手套的手,去检查母亲的子宫。

在龙应台看来,这也是生死课的一环,“不需要告诉孩子,他们是被天使抱来送给我的,是伴着蓬松羽毛飞下来的。生课和死课可以从小开始。”

因此,关于“生死课”,儿子看起来比龙应台来得自如。

我的后事

一块“石板”是给儿子们最好的礼物

从两个儿子十多岁开始,龙应台每年都会和孩子一对一旅行。去年,龙应台和31岁的安德烈一起去缅甸。晚上,两个人各自待在自己的蚊帐里,边看书边聊天。龙应台突然问儿子,“我的骨灰你要怎么处理?”她半戏谑地说,“要不把我的骨灰分放两罐,你是老大就给你个大的,飞力普是老二,给他个小的。你们就把我的骨灰放在书房里,这不是挺好的吗?”安德烈没有理龙应台。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冒出一句,“我觉得你应该有个坟。”

龙应台很惊讶,这个时代的主流是消失于无形比较环保,而两个儿子又都是进步青年,“你怎么这么落后呢,认为你妈应该有个坟?”

安德烈起初开着玩笑,“你有个坟在台湾的话,我们以后可以收文青的门票,会有很多文青想要看你的坟。”最后他又认真地说了一句,“妈妈你有没有想过,如果你没有坟的话,我跟弟弟和台湾的关系,就会从此断了。”龙应台很震惊,她在儿子这个年龄的时候,从来没有想过父母,他们根本不是一个个体。但是儿子显然想过,想过她的死亡。

儿子以后的人生可以想见:结婚、生子,为家庭和工作各自忙碌,各有各的生活轨道,即使兄弟俩很亲,也不见得会有再相处的机会。“如果有一块‘石板’留在台湾,就等于给了两兄弟非常好的理由,以后可以跟他们的妻子请假,说我们两兄弟要到台湾去了。”龙应台发现,她有一个很好的礼物可以在身后留给孩子。“一年一次兄弟俩单独的旅行,这不是天上的妈妈留下的最好礼物吗?”

新京报首席记者刘玮台湾报道实习生夏秋子

图片均由龙应台本人提供(除署名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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